忆在母校的岁月

62届高中校友王少春
    在巍巍的青山下，悠悠的大樟溪畔，有一座美丽的校园，那就是我亲爱的母校——永泰一中。
母校，我从初中到高中，在您的怀抱中度过了6个春秋。校园里的每一个教室，都有辛勤园丁挥洒汗水和传授智慧。课余时间，活泼奔放，银铃般的笑声伴着下课铃声撒满校园。
    高中毕业，我参加了高考。改变一个人的命运，封建朝代是科举制度，而当代是高考。十几载寒窗苦读，豁出命在考场上一搏，金榜题名与名落孙山有着天壤之别。于是考场便成了战场。
    1962年的高考。考前，学校反复对我们进行思想教育：“一颗红心，两种准备”。就是说，能考上大学继续深造更好，考不上，回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是光荣的。那一届，县里仅永泰一中的高中部两个班级，因为“三年困难”等原因，有的学子半途辍学，全县高中毕业生只有68人。考生由学校老师带队，自带被褥和日常生活用品往闽侯三中赴考（永泰未设考场），住学校寄宿生宿舍，伙食集体筹办。
 考试分理科、文科、医农三类。理科考语文、数理化、俄语、政治；文科考语文、史地、俄语、政治。我选文科。考生们在自己的座位上应试，无东张西望和作弊现象，考场静得只听到书写的沙沙声。那一届作文的考题是“说不怕鬼”和“雨后”两题，任选一题。我选后一题。沉思片刻，就下笔打草稿，内容写夏初家乡干旱，稻田龟裂、池塘干涸，乡亲翘首祈盼下雨。一日，忽然乌云密布，天公作美，下了一场大雨。乡亲们欢喜若狂，冒雨引水灌田，剪番薯苗栽种，分外忙碌，期盼秋天有个好收成。我对自己的作文还算满意。
    在考试将结束时，带队老师郑章赋，由于暑热难当，到附近河里游泳，因不谙水性而不幸溺亡。他是我的语文老师，也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。得此噩耗，悲痛不已。岁月无情，许多往事渐渐地淡忘，但师恩总是难忘。记得当我上初中一年级时，郑章赋老师将我的作文《烈火中的师生》，在班上作范文朗读，同学们投来了羡慕的目光。课后，郑老师手捧讲义夹走近我，微笑着说：“写得不错！”我受宠若惊，红着脸回答：“我参加了灭火，仔细观察，所以写得顺手。”郑老师眼里漾出暖暖的笑意：“对，多读多观察多思考，定能写出好文章。”老师的勉励，往往能决定一个人的人生道路，从此，我爱上了文学。
    郑老师不乏为人师表的风范和爱心，从他的脸上搜寻不出一丝一毫的“导师式的清高”。在那极左岁月里，1958年的反右斗争风浪，波及中学生，学校开展“向党交心”运动，我因说了真话，被扣“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”的罪名。一中的高中部只有高二和高一两个班级，学生110名，而1958年上学期期末，在这场政治运动中，同时被开除出学校的有17名学子，可以说全国罕见。我茫然卷起铺盖含泪回到农村老家，像一棵小草被风浪冲击到河滩的一角，苦苦地挣扎。两年后在家人恳求下，我回校复学。我像流浪归来的孩子木讷地站在郑老师家门前，他惊喜地从屋里迎出来，温柔的手臂伸过来搂住我：“孩子，好好学习！”那种关怀和温厚使我顿失拘谨，备觉亲切和快慰。他梳理我那被风霜肆虐过的乱发，说：“人生的道路有阳光有鲜花，但更多的是荆棘和风霜，它会让你尝够酸辣苦涩，然而也是最好的老师。”他那富含哲理的话，我铭记在心。后来，由于种种原因，我的人生道路充满着坎坷，但我想起郑老师的话，没有绝望和颓靡，冷静地面对逆境，终于迎来了灿烂的阳光……
    话说回高考，在那个非理性的年代，决定一个考生的命运是家庭的政治背景和个人的政治表现，考试的分数不是很重要。考分从不公开，只得听天由命。等待录取通知书是焦心的，若被录取，通知书会寄达个人；若杳无音信，说明名落孙山。
    命运真会捉弄人，“大跃进”年代，高校招生也来个大跃进，高中毕业生全部进大学。脑袋发热之后是冷思考，1961年，国民经济开始大调整，大幅度压缩高等院校招生名额。我那一届，永泰一中68名应届生只录取5名，录取率不到8%，苦煞了那一届学子。没录取的都得回乡为建设新农村奉献“一颗红心”。学子们面临着人生重大考验，为自己的前途黯然伤神，所承受的身体痛苦与心灵煎熬不言而喻。我没接到录取通知，神色茫然，只得独自在家舔那无血的伤口……
    著名主持人孟非先生说：“无论你的人生有多么落魄，多么黑暗的时候，咬咬牙真的很快过去。”好在这一切都成为历史了。
         母校，我真的不敢轻易地回校走走，怕碰了那根琴弦，怕那根琴弦会忽然弹出我难以承受的痛苦。但我又忍不住，经常偷偷地看上几眼……